专利申请为什么要交给专利代理人来办理

作为发明人是最理解自己所要申请专利的技术的要点,但为什么还要委托专利代理人来撰写专利申请文件呢?因为撰写专利申请文件不仅要理解技术要点,还要熟悉专利法,懂得如何用权利要求限定专利要求保护的范围。保护范围过宽,把公知技术或者他人的专利的全部或部分划进来是不允许的,会导致专利审查员发回修改意见书,但保护范围过窄,固然申请获批是容易了,但容易导致这项专利变得没有实际意义,中看不中吃。如下的文章就是一例:

“专利是保护发明创造的。但为什么我的专利老被模仿,打官司还总是打不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原副庭长、高级法官程永顺经常面对这样的提问。在近日召开的第八届中国发明家论坛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分论坛上,他用自己接触的众多案例告诉台下的发明人:不要上来就埋怨,要先看看自己的专利是否“靠得住”。
在这位长期从事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的老法官看来,“靠得住”的好专利有这样的标准:不仅是符合专利性条件取得了专利权,更重要的是权利保护范围清楚、适当,权利稳定。
“如果保护范围不适当,比如范围过小,专利权可能就会有效但无用。”程永顺说。他曾参与过上世纪90年代末,五笔字型专利权纠纷案的审理。计算机在中国刚刚普及时,要想处理中文必须加上一块带中文字库和五笔字型的板卡—“汉卡”,当时售价不菲。国内多家厂家生产这种“汉卡”。如果此专利权纠纷五笔字型权利人王永民胜诉,所有制造“汉卡”的厂商,都要向其支付大笔专利使用费。 但1997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王永民败诉。
程永顺将其败诉的原因归结为专利保护范围过小。“他的专利中说200多个编码多一个不行,少一个不行,变换位置都不行。”王永民耗费7年不断修改的专利将自己的专利保护范围不断缩小,最终描述的“针尖一样小”,如此一来,稍作改动的版本便不在保护范围内。这让他的权利最终没有得到司法的保护。
另一个真实案例更加浅显,一家企业申请了“广式陈皮月饼”的专利,即在月饼中加入陈皮,减少广式月饼的油腻感。被侵权后,权利人迅速起诉,但在庭审中,对方提出专利中提到的保护范围是:月饼中加入“新会陈皮”,但其从未使用来自新会地区的陈皮,不属侵权。最终专利所有人败诉。
专业的事还是要有专业的人去做,程永顺建议“申请专利时要有好的代理人,避免专利保护范围不当”。目前我国每年涉及专利权的案件有9000多件,如果在专利申请中存在漏洞,权利将很难受到司法保护。

专利侵权判定的基本方法

摘 要: 在专利侵权判定时,不能将被控侵权产品与专利技术产品进行直接比较从而得出侵犯专利权的结论。因为一项专利的保护范围不是由专利技术产品确定的,它是由专利权利要求书中的独立权利要求确定的。

曾经在某份报纸上看到这样一篇报道:某法院在审理某产品发明专利侵权案件的过程中,直接将原告生产的某专利技术产品与被控侵权产品进行了详细的对比,最后认定被告生产的产品与原告专利技术产品一致,因而判定被告侵权。
可能对于社会公众来说,法院的上述判决似乎并无不妥之处,甚至还会拍手称快。但对于专门从事知识产权诉讼的律师来说,看到上述案例肯定会大吃一惊,如此判案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呢?在现实中,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误解,以为判定某被控侵权产品是否侵犯他人发明专利只需通过对比专利产品本身与被控侵权的产品就能够确定是否构成侵权。
事实上,按照我国专利法的相关规定,在认定是否构成专利侵权时,直接将专利产品与被控侵权产品进行比较,就非常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其原因在于:第一,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不是由专利产品确定的。作为专利权的客体的发明创造是无形的知识形态的劳动产品,所以无法依发明创造本身来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第二,专利权人在获得一项产品的专利权后,其制造或者许可他人制造的专利产品与其权利要求保护的范围往往有不一致的情况。专利权人生产的产品仅是技术方案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并不能完全表达专利技术方案的全部内容。
现有的专利侵权判定依据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该规定表达了两层含义:一、专利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书记载的内容为准,而不是由专利产品确定的。二、在上述前提下,允许利用说明书和附图对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作出一定的修正,这种修正是以专利权人对自己的发明创造作出具体说明为依据。
一项专利权的权利要求是由一个个具体的技术特征组成的。在一项发明专利中,其权利要求书中至少包含一项独立权利要求,还可以包括从属权利要求。由于独立权利要求是构成一项发明创造必不可少的必要技术特征组成的,它的保护范围最大,所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首先是由独立权利要求确定的。我国以发明和实用新型的独立权利要求书中记载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作为一个整体技术方案来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因此,在判定被控侵权物是否构成侵犯他人发明专利权时,应当是将被控侵权物的全部技术特征与专利的必要技术特征逐一进行比较,以被控侵权物的全部技术特征是否落入发明专利权利要求书中独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在这里,被控侵权物不存在什么必要技术特征或者主要技术特征,而是应当拿被控侵权物的全部技术特征和专利的必要技术特征进行对比,从而得出是否相同或等同的结论。只有当被控侵权物包含了独立权利要求中记载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或与其等同的技术特征,才能认定侵权,否则不构成侵权。
直至今日,专利侵权判定一直是各国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点问题。专利侵权判定与其他的一般民事侵权、合同违约等有许多的不同之处。比如,合同有相应的合同条款,可操作性比较强,而专利侵权判定需要与权利要求书进行比较,被控产品很多情况下与权利要求书都是不一致的,不一致达到什么程度构成侵权,不一致达到什么程度不构成侵权,这是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因为既涉及到法律衡平的问题,同时又涉及到科学技术问题。
下面就专利侵权的一般判定方法进行简要的介绍。一般来说,在具体进行专利侵权判定时,应当结合以下几个主要原则加以运用:

一、全面覆盖原则 

全面覆盖原则是专利侵权判定中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也是首要原则。

全面覆盖,是指被控侵权物(产品或方法)将专利权利要求中记载的技术方案的必要技术特征全部再现,被控侵权物(产品或方法)与专利独立权利要求中记载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一一对应并且相同。全面覆盖原则,即全部技术特征覆盖原则或字面侵权原则。如果被控侵权物(产品或方法)的技术特征包含了专利权利要求中记载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则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即,若被控侵权产品的技术特征覆盖了被侵权专利技术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的,就可以确定侵权成立,侵权人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反之,若被控侵权物的必要技术特征并没有完全覆盖被侵权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即被控侵权物的必要技术特征与专利技术特征相比缺少一个或一个以上,则侵权不成立。

在下述几种情况下,视为被控侵权物全面覆盖了专利的权利要求。

1.字面侵权。即从字面上分析比较就可以认定被控侵权物的技术特征与专利的必要特征相同,连技术特征的文字表述均相同。2.专利权利要求中使用的是上位概念,被控侵权物公开的结构属于上位概念中的具体概念,此种情况下适用全面覆盖原则,被控侵权物侵权。
3.被控侵权物的技术特征多于专利的必要技术特征,也就是说被控侵权物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求相比,不仅包含了专利权利要求的全部特征,而且还增加了特征,此种情况仍属侵权,因为适用全面覆盖原则就是只要被控侵权物具备专利权利要求的全部特征就算侵权,而不问被控侵权物是否比权利要求的多。
在实践中,公众可能对此有一些不理解,觉得被控侵权物的特征多于权利要求,而且性能可能还要优于专利产品,为什么还要算做侵权呢?这是因为专利保护的是智力成果,在后的产品如果是在专利产品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尽管可能性能要优于专利产品,但是由于使用了他人的专利,利用了他人的智力成果,就必须获得他人的许可,否则就是侵权行为。
如果被控侵权物中的技术特征比专利少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必要技术特征,则不构成侵权。因为权利要求中必要技术特征所组成的技术方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只有独立权利要求中的全部必要技术特征均被利用才构成侵权。比如:独立权利要求中实现一个方案需要A、B、C、D四个装置或步骤组成,被控侵权方案仅仅利用A、B、C三个装置或步骤组成,则表明被控侵权方案利用了较少的技术特征实现了专利技术的目的和效果,这是一种技术的创新,比专利技术更先进,显然不能被视为侵权。
由于专利侵权手段的复杂性和隐秘性越来越高,就我国法院目前的实践来说,仅仅应用全面覆盖原则认定被控侵权物侵权的案例也越来越少。因此,当适用全面覆盖原则判定被控侵权物不构成侵犯专利权的情况下,应当继续适用等同原则进行侵权判定。

二、等同原则

“等同原则”是专利侵权判定中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法院在判定专利侵权时适用最多的一个原则。它是指被控侵权物(产品或方法)中有一个或者一个以上技术特征经与专利独立权利要求保护的技术特征相比,从字面上看不相同,但经过分析可以认定两者是相等同的技术特征。这种情况下,应当认定被控侵权物(产品或方法)落入了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1853年的威南诉丹麦德一案是美国最早使用等同原则判定专利侵权的案例之一。威南设计了一种呈圆锥形的,可以平均分配压力的车厢,该车厢获得了专利。丹麦德也设计了一种车厢,该车厢的车厢上部呈八角形,下部为到金字塔形。威南诉丹麦德专利侵权。一审法院认为,威南的专利权利要求规定车厢为圆锥形,丹麦德设计的车厢不是圆锥形,所以侵权不成立。美国最高院认为,专利权人不可能造出一个绝对的圆锥体;如果被告的车厢的形状已经与圆锥体足够接近,它的功能和效果和专利基本一样,法院应该判定专利侵权成立。鉴于这个案子的特殊情况,法院应采取特别措施保护专利权人的利益,这种特别措施后来被称为等同原则。
等同原则在我国专利侵权诉讼实践中早已被应用,但直到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才在《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2001)法释字第21号]中第一次对等同原则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该规定第十七条:“专利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所称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是指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当以权利要求书中明确记载的必要技术特征所确定的范围为准,也包括与该必要技术特征相等同的特征所确定的范围。”该条明确规定将专利侵权所适用的保护范围不仅包括覆盖专利权利要求书中所记载的技术特征,还扩展到与权利要求书中所记载的技术特征等同的技术特征,即等同特征。“等同特征”又称等同物,是指与所记载的技术特征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并且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特征。

被控侵权物中,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技术特征,是专利权利要求中相应技术特征的等同特征:

1.被控侵权物中的技术特征与专利权利要求中的相应技术特征相比,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产生了基本相同的效果;
2.对该专利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通过阅读专利权利要求和说明书,无需经过创造性劳动就能够联想到的技术特征。

同时,在适用本原则时还应当注意以下的几点:
1.等同物代替包括对专利权利要求中区别技术特征的替换,也包括对专利权利要求中前序部分技术特征的替换。因为它们都是为完成发明目的而必不可少的技术特征。
2.适用等同原则判定侵权,仅适用于被控侵权物(产品或方法)中的具体技术特征与专利独立权利要求中相应的必要技术特征是否等同,而不适用于被控侵权物(产品或方法)的整体技术方案与独立权利要求所限定的技术方案是否等同。
3.进行等同侵权判断,应当以该专利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为准,而不应以所属领域的高级技术专家的专业知识水平为准。
4.进行等同侵权判断,对于开拓性的重大发明专利,确定等同保护的范围可以适当放宽;对于组合性发明或者选择性发明,确定等同保护的范围可以适当从严。
5.判定被控侵权物(产品或方法)中的技术特征与专利独立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是否等同,应当以侵权行为发生的时间为界限,而不是以专利申请日或者专利公开日为准。
6.对于故意省略专利权利要求中个别必要技术特征,使其技术方案成为在性能和效果上均不如专利技术方案优越的变劣技术方案,而且这一变劣技术方案明显是由于省略该必要技术特征造成的,应当适用等同原则,认定构成侵犯专利权。

等同原则在适用时也不能机械的运用,尤其是对以下两种情况不能适用:

1.自由已有技术,也称公知技术。对于公知技术在公有领域中,任何人均有权无偿使用。

不能认为使用公知技术会造成对他人专利的等同侵权。
2.在专利申请中专利权人故意排除的事项,即先适用“禁止反悔原则”。
对上述两种情况,如果适用等同原则将会造成给权利人以过分的保护。对社会公众将带来预想不到的不利后果,有害法律的稳定性。这与等同原则本来欲达到的目的完全背道而驰。
总之,在专利侵权的技术判断中确立等同原则,其目的在于防止侵权人采取显然等同的要件或步骤,以取代专利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从而避免字面上的直接侵权,达到逃避责任的目的。但由于侵权手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具体运用中应当认真对比、慎重判断。

三、禁止反悔原则

在专利侵权判定中,禁止反悔原则仍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对等同原则起着限制的作用。当等同原则与禁止反悔原则在适用上发生冲突时,即原告主张适用等同原则判定被告侵犯其专利权,而被告主张适用禁止反悔原则判定自己不构成侵犯专利权的情况下,应当优先适用禁止反悔原则。我国专利立法虽然在此方面未作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广泛采用本原则。
禁止反悔原则是指在专利审批、撤消或无效程序中,专利权人为确定其专利权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通过书面声明或者修改专利文件的形式,对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作了限制承诺或者部分地放弃了保护,并因此获得了专利权,而在专利侵权诉讼中,法院适用等同原则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时,应当禁止专利权人将已被限制、排除或者已经放弃的内容重新纳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适用禁止反悔原则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专利权人对有关技术特征所作的限制承诺或者放弃必须是明示的,而且已经被记录在专利文档中;
2.限制承诺或者放弃保护的技术内容,必须对专利权的授予或者维持专利权有效产生了实质性作用。
在中国的专利司法实践中,适用禁止反悔原则的案例越来越多,其中比较典型的有这样一则案例 :
1985年4月23日,原告向中国专利局申请变色笔发明专利,1989年6月7日授予发明专利权。该专利的独立权利要求为:一种涉及变色的书写工具的变色笔,由笔杆、能容纳彩色液体的笔芯和数支笔尖同笔芯相通的笔尖所组成,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支笔尖集中固定装在一支笔头上,使笔尖之间靠近又互不接触,而与所述的笔尖相通的容纳各色液体而又互不混流的笔芯也是固定地装在笔杆之中。
1990年,被告开始生产多色水笔,该产品由笔杆、笔座、笔芯组成,笔杆内数根储水芯,储水芯一端与笔芯接触,笔芯另一端为笔尖,笔尖互不接触,笔尖之间由粘胶物填充间隙且互相固定。原告诉称:原告系“变色笔”发明专利权人,被告未经许可,擅自非法许可五个单位实施原告专利技术,构成对原告专利权的侵犯,为保护原告合法权益,原告遂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赔偿经济损失。
此案在审理中,被告向法院提供了一份原告在其专利申请过程中写给专利局审查员的一份函件,该函件称,原告申请的“变色笔”与另一专利“多头笔”的区别在于:多头笔的目的在于多个笔杆相互靠近,多头笔写出的字迹是固定的稳定的标准色,而“变色笔”由于是一个笔头上的几支笔尖的相互靠近,这种结构功能是能在书写中使两支相邻笔尖双双着纸而使两种颜色重合后变成一种新的色彩,这是“变色笔”专利申请的目的。鉴于专利权人对“变色笔”与“多头笔”区别所作的陈述,专利局对原告申请的“变色笔” 授予了专利权。
经法庭调查,被告生产的“多色笔”的技术特征与“多头笔”是完全一样的,即在一支笔杆内有多支笔芯,每支笔芯与笔尖相通,每个笔尖之间互不接触,笔尖之间用粘胶物填充间隙和互相固定。由于原告在专利申请中已明确陈述“多头笔”与“变色笔”专利技术的不同,否则其不可能获得专利权,于是,根据禁止反悔原则,法院认定被告生产“多色笔”不构成对“变色笔”专利权的侵犯。
一般来说,原告的专利说明书、权利要求书以及向专利局呈递的函件充分反映了专利权人发明创造的必要技术特征和技术范围,在以后指控第三人侵权时不得对此反悔,即在认定专利权保护范围以及是否构成侵权时,专利权人对权利要求的解释应当一致,不能为了获得专利权而在专利申请、审查过程中对权利要求作较窄解释,专利权人不论在专利申请时还是在专利审查期间对专利文件的修改所作出的认可或放弃,在以后的侵权诉讼中均不得反悔。

可以认为,禁止反悔原则适用于以下情况:

1.如果专利权人在专利申请文件,如专利权利要求书、说明书中已经排除权利要求保护之外的技术,在以后的专利侵权诉讼、专利权转让和专利实施许可中,不得再将该项技术作为专利保护范围和专利技术转让实施许可的标的;
2.专利权人为取得专利权,其在申请或异议期间与专利局来往的函件,同样是专利文件的组成部分,专利申请人在上述函件中所作出的承诺同样不得反悔;
3.如果专利权人发现侵权行为以后,针对侵权人提出警告,在此期间,专利权人也可能提出要求,如果侵权人对技术进行某些方面的改动,则不构成专利侵权,这也应视为专利权人的一种承诺,如果侵权人按照专利权人的意见对技术特征进行修改,专利权人就不得再以侵权人侵犯其专利权为由提起诉讼,但是对这种方式的专利权人的承诺在仅对该侵权人这个特定的当事人有效,对其他侵权人无效。
禁止反悔原则是专利侵权诉讼中十分重要的审查原则,但在诉讼中,法院并没有审查专利档案的义务,只是对某些案件法院认为有必要时,才主动审查。因此,在此方面的举证责任,主要由被告承担。
禁止反悔原则的设立旨在防止专利权人采用出尔反尔的策略,即在专利审批过程中,为了获得专利权而承诺对其保护范围进行限制,或者强调权利要求中某个技术特征对于确定其新颖性、创造性如何重要;到了侵权诉讼中又试图取消所作的限制,或者强调该技术特征可有可无,以此来扩大其保护范围,从而“两头得利”。
通过上述案例可知,在专利侵权诉讼中禁止反悔原则是被告方进行专利侵权抗辩的一个极好的防御武器,如果能够加以善用,一方面可以维护社会公众的合法利益;另一方面可以很好地防止专利权人对等同原则的滥用,避免专利权人肆意扩大其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四、多余指定原则

在司法实践中,多余指定原则的应用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因此在法院的实践中使用的相对较少。
“多余指定原则”,是指在专利侵权判定中,在解释专利独立权利要求和确定专利权保护范围时,将记载在专利独立权利要求中的明显附加技术特征(即多余特征)略去,仅以专利独立权利要求中的必要技术特征来确定专利权保护范围,判定被控侵权物(产品或方法)是否覆盖专利权保护
范围的原则。我国专利法对“多余指定原则”未作明确规定,它是由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而形成的新的专利侵权判定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承认这一原则的出发点,是防止造成由于专利权人在撰写专利文件时,由于形式上的失误,掩盖侵权行为人实质上的侵权。
在专利侵权判定中,1995年的周林频谱专利侵权案是一个典型的适用多余指定原则案例。在这个案子中,原告专利的独立权利要求中有一项关于立体声放音系统的技术特征。被控侵权产品具备了原告权利要求里除了放音系统以外的所有其它特征。受理这个案件的法院认为,从该专利的发明目的来看,这项技术特征(放音系统特征)不具备完成专利发明目的所必不可少的功能和作用。缺少了这项特征,不影响频谱治疗仪的功能和作用,也不影响整个技术方案的完整性。由此看来,显然是专利申请人缺乏专利撰写的经验,将不必要的特征写进了独立权利要求中。最终法院认定,缺少了这一项非必要技术特征,被控产品仍然构成侵权。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OO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向北京市第一、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下发了《专利侵权判定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该意见在侵犯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判定一节中,将多余指定原则与全面覆盖原则、等同原则、禁止反悔原则相提并论,从第47条到第55条,用了9个条款,做出了详尽的规定;由此可见,北京市法院系统对多余指定原则是十分重视和推崇的。
有学者指出,多余指定原则或者非必要技术特征理论实际上都是一种对专利权人的宽恕政策,鉴于专利权人很难撰写出恰到好处的权利要求,难免有时会将个别不应当写入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写入其中,从而造成对其保护范围的过分限制,如果不采取宽恕政策,在一些情况下会使专利权人处于“哑巴吃黄连”的境地。尽管多数学者也认为多余指定原则应当慎用,但认为在现阶段仍有坚持的必要。
最高司法当局对是否适用多余指定原则仍“举棋不定”,使得关于多余指定原则是否最终能“名正言顺”成为我国专利侵权判定的法定原则的前景无法预料。面对如此局面,最高人民法院终于不再沉默,在2005年提审的一个专利侵权纠纷案中指出“本院不赞成轻率地适用所谓‘多余指定原则’”。 虽然这样的表态出现在个案中,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多余指定原则在我国专利侵权判定原则体系的历史使命正面临终结。坚持“以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 不动摇,应成为专利侵权判断的基本原则,针对多余指定原则,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指出:“凡是专利权人写入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都是必要技术特征,都不应当被忽略,而均应纳入技术特征对比之列”。树欲静而风不止,可以预料的是,有关多余指定原则的争论还将会继续下去,并不因为最高法院的表态而平息。

综上所述,在适用以上各个侵权判定原则时,要时刻牢记“以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是专利侵权判断的基本原则,这一点是不应动摇的。通过本文对上述专利侵权基本判定原则、方法的简单介绍,一方面希望能够提高社会公众对他人知识产权的尊重,尽量避免侵犯他人的智力财产权,以形成良好的社会创新环境;另一方面也希望专利权人通过法律手段合法的保护自己的智力成果,同时,专利权人也应当避免滥用专利权,以便不必要的浪费诉讼资源和社会资源。

一张电脑桌引发的专利侵权纠纷案

一个简单的电脑桌专利侵权案,居然会同时牵涉出了现有技术比对方式、功能性特征、专利权保护范围能否准确确定等多个专利侵权判定中的热点问题,现分享如下:
原告是“一种升降电脑桌”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人,专利权利要求1记载的技术方案,即:1.一种升降电脑桌,包括桌面、位于所述桌面下方两侧的两组升降调节支架、底架和键盘托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底架包括两侧架和连接两所述侧架之间的横架,每组所述升降调节支架包括摇杆、气压支撑杆、上连杆和调节手柄,所述气压支撑杆的一端固定在所述横架上,另一端连接所述摇杆,所述上连杆安装在所述桌面底面的左右两侧,所述摇杆的一端与所述上连杆铰接,所述调节手柄设置在所述上连杆的一端且通过连接线和触发器连接所述气压支撑杆,同时按压两个所述调节手柄,所述气压支撑杆推动所述摇杆运动并调节电脑桌的高度,所述气压支撑杆包括支撑杆和内置于所述支撑杆内的可控气弹簧,所述可控气弹簧的外端通过触杆连接安装部,所述安装部上设有所述触发器。
原告认为委托人所制造并在淘宝网上销售的升降电脑桌侵犯了其专利权,遂将委托人告到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要求判令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委托人找到我们团队咨询,我们经分析,认为可以进行现有技术抗辩,遂接受委托办理本案。
我们向法庭提交了经公证的淘宝交易快照,意图证明委托人在专利申请日前已经在销售升降电脑桌,在先销售的电脑桌与被控侵权产品相比较无实质差异,委托人被控侵权产品所使用的是现有技术,不构成侵权。
法院认为,首先,被诉侵权产品桌面上方左右两侧各安装了调节手柄,每一调节手柄通过连接线和安装在安装部上的触发器连接气压支撑杆。当同时按压两个调节手柄时,气压支撑杆推动摇杆运动以调节电脑桌面的高度。即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包含了左右两组升降调节结构共同配合调节桌面高度的技术特征。经观察,在先销售产品图片仅显示了一侧的连接手柄、连接线、安装部,不能确定在先销售产品具备左右两组升降调节结构;其次,被控侵权产品具备杠杆释放机构,与专利中的触发器技术特征相同,但在先销售产品的图片不能清楚显示触发器,所以现有技术抗辩不能成立,判决我方败诉。
我们认为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坚决建议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在二审期间,我们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了更清楚显示杠杆释放机构的GIF动图交易快照作为新的现有技术证据。并在庭审中及庭后向法官陈述理由如下:
一、我方一审证据第114页、第116页展示了在先销售产品的右侧;上诉人一审证据第115页中部图片则展示了在先销售产品的左侧。这一系列图片所展示的是在先销售产品左右两面的结构,结合判断,足以证明在先销售产品具备左右两条闸线,分别与左右两摇杆内侧半圆形金属座内的接头杠杆连接来控制两个气弹簧。我方二审证据二第39、40、41页已清楚显示在先销售产品具备左右两条闸线,两条闸线各自与左右两侧半圆形金属座内的接头杠杆相连。我方二审证据三所附的动态图片已清楚显示在先销售产品具备左右两条闸线,两条闸线各自与左右摇杆内侧半圆形金属座内的接头杠杆相连。该动态图片显示,使用者按压在先销售产品台面的按钮时,台面下部的按钮杠杆转动,在此同时,摇杆内侧半圆形金属座内与闸线相连的一个杠杆装置也随之转动,此时气弹簧伸长,推动摇杆,电脑台桌面随之升高。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通过观察该动态图片即可毫无疑义地推断出左右两侧闸线系通过牵动接头杠杆控制可控气弹簧进入解锁状态。
二、在先销售产品所采用的关键部件为可控气弹簧,其特点在于平常处于不可伸长或缩短的锁定状态,只有当其顶部的触点受到一定程度的顶压力时可控气弹簧才能解锁,随所受外力的状况而伸长或缩短到使用者需要的长度。顶压可控气弹簧顶部的触点需要较大的力,哪怕是成年人的手指直接按压通常也难以按下该触点,须采用杠杆或液压之类的省力装置来顶压该触点。目前为止的现有技术中,顶压可控气弹簧顶部触点以释放可控气弹簧只有杠杆和液压两种方式。杠杆方式结构简单、成本低,被广泛采用;液压方式结构复杂、成本高,只在很特殊的场合才会采用。闸线是外套塑胶管的软性钢索,只能传递拉力,无法顶压可控气弹簧顶部触点,必须要通过杠杆将拉力转化为顶压力,换句话说,闸线与可控气弹簧之间必须装置一个杠杆,别无其他选择。
我们在二审提交的新的现有技术证据显示:使用者按压在先销售产品台面的按钮时,摇杆内侧半圆形金属座内与闸线相连的杠杆端部被闸线牵引而发生逆时针转动,此时与该杠杆相连的可控气弹簧伸长,电脑桌随之升高。通过观察该动态图片,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立即排除液压释放的可能性,其原因在于:液压释放方式在通常的场景下是相当少见的,只会出现在航空器或大型高精机床上;而在先销售产品只是普通的办公家具,不属该种情况;在先销售产品具备闸线,闸线传递的是拉力,液压方式只能将较小的顶压力转化为较大的顶压力,无法将拉力转化为顶压力,没有办法与闸线配合使用。只有杠杆才能将闸线的拉力转化为顶压力以顶压可控气弹簧触点;由于此种技术条件的限制,在先销售产品中的闸线要释放可控气弹簧只能通过杠杆来进行,不具有可选择性;液压释放方式是沿液压缸轴向滑动,不存在转动部件,而在先销售产品显然地存在可转动的杠杆。因此,本领域技术人员观察动态图片后可以直接排除液压释放的可能,考虑到目前为止的现有技术只有杠杆和液压两种释放方式,再无其他可能,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唯一地确定在先销售产品是采用杠杆方式在释放可控气弹簧,也即,上诉人在先销售产品已披露了被控侵权产品中的以杠杆方式释放可控气弹簧的技术特征。
三、(2012)民申字第18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将被控侵权产品与现有技术进行比对时应该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为参照,不在涉案专利保护范围内的技术特征在进行现有技术比对时应该被忽略。涉案专利权权利要求1中并未限定电磁阀的具体结构,因此,电磁阀的具体结构与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无关,即便被诉侵权产品的电磁阀的具体结构与现有技术不一致,也不影响现有技术抗辩的成立。
本案情况与(2012)民申字第18号案非常类似,本案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中的触发器没有公开结构、位置及连接关系,仅仅通过其在发明创造中所起的功能和效果进行限定,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阅读权利要求后仍然无法直接、明确地确定以何种具体实施方式来实现“触发”这一功能或者效果,该特征属于典型的功能性特征。该特征的保护范围应该限于实施例及与实施例等同的实施方式,但涉案专利又没有提供相应的实施例,等于触发器这一技术特征已不在专利保护范围内。在上诉人进行现有技术抗辩时,只需要披露专利保护范围内的技术特征(如桌面、横架、摇杆、上连杆、连接线、可控气弹簧等等及其连接关系),对于不在专利保护范围内的触发器内部结构或者说可控气弹簧的释放机构内部结构没有披露的义务(换言之,在将在先销售产品与被控侵权产品进行比对时,可控气弹簧的释放机构的具体结构应该被略过)。
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中的技术特征数量众多,现有技术证据不可能将之事无巨细地一一披露,那么现有技术证据披露了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中哪些技术特征才算披露充分?什么情况下又该认定披露不充分?此时,专利权利要求就应该作为现有技术比对的指引,或者说现有技术披露是否充分的衡量标准。专利保护范围内的且被控侵权产品又具备的技术特征现有技术证据必须披露,但不在专利保护范围内的技术特征也要求现有技术证据将之披露就不合理了。
四、2015年第55号指导案例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中的“导磁率高”此一技术特征的具体范围难以确定,结合涉案专利说明书、附图、本领域公知常识以及相关现有技术等,仍然不能确定权利要求中技术术语的具体含义,无法准确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的,则无法将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与之进行有意义的侵权比对。
本案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第55号指导案例的情况非常类似。涉案专利与机械相关,却在权利要求中使用了来源于计算机软件技术领域的触发器一词,但在说明书、实施例、附图中又没有解释所谓触发器的含义更没有揭示所谓触发器的内部结构及工作机理,本领域技术人员只能结合本领域公知常识及相关现有技术猜测触发器系指可控气弹簧释放机构,但无法毫无疑义地确定,更无从得知触发器的具体结构,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无法被准确确定,无法将被控侵权技术方案与之进行有意义的侵权比对。
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使用非本技术领域公知术语,既未在说明书、实施例中予以解释,又未在附图中显示具体结构,本领域技术人员即便结合公知常识及相关现有技术也不能唯一地确定该术语的含义,这已经不是些微瑕疵,而属于严重缺陷,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明显不清楚,法庭应依法不予保护。

经二审法官调解,原告撤回一审起诉,二审法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最高法知民终3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阿亚斯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林村龙背岭33号。
法定代表人:申为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群林,广东创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柏明,男,1980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文建,襄阳嘉琛知识产权事务所专利代理师。
上诉人东莞市阿亚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亚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柏明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一案,不服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9)粤73民初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本院审理过程中,黄柏明于2019年10月30日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
本院认为,黄柏明在本案审理期间提出撤回起诉的请求,已经其他当事人同意,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9)粤73民初25号民事判决;
二、准许黄柏明撤回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减半收取1650元,由黄柏明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减半收取1650元,由黄柏明负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徐燕如
审判员  刘晓梅
审判员  詹靖康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法官助理 毛涵
书记员 谭秀娇

证件照与艺术照的著作权归属的区别

关于摄影和图片作品著作权归谁的问题是如何进行规定的呢?摄影作品是指借助器械在感光材料或者其他介质上记录客观物体形象的艺术作品,图片作品著作权中的人身权、又称精神权利,是指作者对其作品享有各种以人身相联系而无直接财产内容的权利。关于两者的著作权下文将会根据相应法规分析。

一、摄影作品的著作权归谁

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对摄影作品的定义,摄影作品是指借助器械在感光材料或者其他介质上记录客观物体形象的艺术作品。通常,对以自动摄像机拍摄的护照像,因为不包含人的智力创作,一般不承认其享有著作权;而除此之外对人拍摄的证件照应可以成为著作权保护的对象。但由于证件照要求真实、清晰再现拍照对象的外表,反映的不是拍摄者对事物的认识和要借此表达的思想情感,而且完成的作品主要用于拍摄对象作身份验证用,因此客观上不存在保护拍摄者对证件照的著作权的需要,相反如著作权由拍摄者享有,可能影响证件照的正常使用。在实践中,拍摄者应顾客要求拍摄证件照,拍摄者收取拍摄费,拍摄完成后将底片及洗印的照片交付拍摄对象,这在法律上实际上双方构成一种委托创作关系:拍摄者受托拍照并交付底片,视为双方确认完成的作品的著作权归委托人即拍摄对象享有,拍摄对象可自主决定照片的使用及处理。由于证件照的使用用途,拍摄对象一般不会自称为照片的拍摄人,对拍摄者的署名权等权益也不会有什么损害。

与证件照情况不同的是,人物艺术照,不论是完全个性的摄影,还是模式化(化妆、布景、造型格式化)的艺术摄影,需要摄影师更多的智力创作投入,包括对拍摄对象特点的把握及表现构思、取景布局、光线、技巧应用等,且追求艺术性、突出表现人物的美感。因此,人物艺术照作品完全符合著作权规定的摄影作品定义,可以获得著作权。由于人物摄影作品,涉及到被拍者的肖像权,因此其使用将同时涉及到著作权及肖像权问题。摄影师与拍摄对象应通过委托合同的具体约定来妥善解决使用及权益归属问题。

二、图片著作权归谁

著作权中的人身权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1)发表权,就是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如在摄影杂志上刊发摄影作品。(2)署名权是指作者在作品上署上自己名字的权利,著作权人通过行使署名权表明其身份:当然作者也可署上自己的艺名或笔名,也可在一定的条件下自愿选择不署名。(3)修改权,是指自己修改或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如摄影师对自己拍摄的照片进行适当的剪裁。而一般认为,图片编辑对投稿图片的划痕进行修复,对色彩、亮度做微调。以及为排版需要对图片做适度的剪切。不构成对作品修改权的侵犯。(4)保护作品完整权,就是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就图片而言,未经作者授权,不得对图片进行剪切或变形处理,不得对图片中的影像进行添加或删除,也不得对图片的色彩进行改变等等。

图片作品著作权中的财产权主要是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使用权,主要是指作者或著作权人可以以复制、发行、出租、展览、播放、改编、网络传播等方式使用图片。而获得报酬权,是指图片著作权人通过各种方式使用图片,获得物质和经济上的回报。以上所述的权利均为我国著作权法所确认,然而著作权法却未对财产权中另外一种权利追续权作规定。事实上追续权对图片著作权人而言意义非常重大。以下就追续权做一简单介绍。

追续权是著作权人的财产权利之一,其基本含义是指:艺术作品,尤其是摄影、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人对其作品原件每一次售出以后的财产增值部分都有提成一定比例的权利,也就是说,享有著作权的艺术作品原件被售出以后,如果原购买人又转售给他人并获得了高于购买时所支付的金额,则作品的原作者有权就该作品增值金额部分提取一定比例。无论该作品转卖次数如何及辗转落入何人之手,只要售价比购买价高,原作者就有取其中一部分的权利。追续权制度最早由法国确立,《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第14条(三)也对此做了规定,我国1992年12月加入了该公约。迄今,我国著作权法仍未对追续权做出任何规定。随着我国图片收藏市场和拍卖市场的不断发展,以及我国图片市场的不断国际化,我国应对图片作品的追续权有所规定。在此过程中,摄影师以及图片代理商,特别是相关摄影行业组织和图片行业组织,应通过相应途径积极向国家建言,争取早日在我国确立作品的追续权。

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创作作品的公民是怍者。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另外,该法第12条至19条对著作权归属的种种情况做了清晰的归类和说明。

学位论文的著作权

随着高校扩招,高校人才培养规模的扩大,相应的学位论文的数量也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关于学位论文的版权是属于学校还是属于学生的争论逐渐成为热点议题。这篇小论文,笔者旨在通过分析案例以及综合各方观点,最终得出自己的一些见解。
一、案例分析
新华网河南频道5月14日电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日公布了《河南法院知识产权保护十大典型案件》,其中1件涉及高校学生学位论文著作权归属的案件引人关注。在该案件中,原告丁某和被告常某均为河南省某高校教师,丁某的研究生元某撰写的硕士论文发表在英国一家学术杂志上,署名为丁某、元某、常某,丁某认为常某没有参加创作,而是为谋求个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侵犯了其著作权。
从该案例中可看出,虽然原告双方都是教师,但最终改学位论文的归属权是被判归学生所有。其中,在河南省高院的解释中,有一段话点明了法院作出判决的依据:
“丁某在指导学生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期间,虽然对指导的研究生提供了物质条件、素材、咨询意见和其他辅助劳动,但这些行为并非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创作。丁某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元某的硕士学位论文有共同创作的合意以及付出了直接和实质性的创造性劳动。”
也就是说,在河南省高院看来,是否享有著作权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直接和实质性的创造性劳动”。
二、归属之争
在上述案例中,学位论文的著作权被判归学生所有,那么是否意味着所有学生的学位论文的归属将不再存在争议呢?
答案显然不是这样的。
查阅资料后发现,无论伯尔尼公约及世界版权公约,还是相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议,都几乎毫无例外地对学位论文的版权问题做出了“回避”。目前国内的法律、法规亦没有很明确的规定,就连与高校最为相关的《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也有意无意地模糊了对学位论文的归属判定。显然,关于学位论文的版权之争仍然存在。
三、各方观点
研究知识产权法的河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郑书前说,按照学位管理条例的规定,学生的学位论文必须有“独创性说明”,表明是学生本人独立创作的,除非该论文是剽窃的,否则它的著作权就属于学生本人。
而审理上述案件的河南高院法官赵艳斌同时也认为:“一般情况下认为学生学位论文的著作权属于学生个人所有,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如果学生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导师主导着这个项目,研究的思路、方法等都是导师的创造活动,而学生只是做一些辅助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论文著作权应该是属于导师的”
四、我的看法
综合分析上述案例、各方专家的看法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于高校学位论文的归属问题,我得出了一下几点看法:
1、关于学位论文的归属的法律法规目前仍未完善,因此,其归属的判断不能一概而论,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对于学位论文的归属判定主要应依据“在论文的书写过程中,谁付出了直接和实质性的创造性劳动”,而根据学位管理条例中规定,学位论文必须有“独创性”,因此,在无特殊说明或约定的情况下,学位论文的归属应为学生所有。
3、同时,我也注意到,目前中国部分高校要求学生与学校签署学位论文的使用授权协议,明确规定了其归属权问题。此举有效避免今后的纠纷,但同时也存在签署协议时是否自愿的隐忧。
综合上述分析,我认为目前学位论文归属争论并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而这一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应的法律法规的缺失。因此,在今后面对此类问题时,学生与学校应该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尽可能减少诉诸法律,或许是解决问题的一大关键。

北京梦之城文化有限公司与杜咏镁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临民三初字第272号
原告:北京梦之城文化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1区689楼7层711室。
法定代表人:徐瀚,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郭雨涛,徐文平,山东海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杜咏镁,个体工商户。
委托代理人:宋加富。
委托代理人:朱金丽,山东品众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北京梦之城文化有限公司与被告杜咏镁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于2014年10月10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由审判员张宜廷任审判长,与审判员范宗芳、人民陪审员杨海荣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原告北京梦之城文化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徐文平,被告杜咏镁委托代理人宋加富、朱金丽到庭参加诉讼。本院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北京梦之城文化有限公司诉称:原告是一家设计、运营国内原创“阿狸”为主的系列动漫形象的动漫文化公司,自成立以来,以设计“阿狸”形象与童话故事为主线,带动相关衍生品的发展,形成了以“阿狸”系列形象创作开发、推广运营、衍生品生产、客户维系等为主体的多元化产业链。
自2003年7月1日“阿狸”卡通形象最早完成后,原告根据该形象加强作品的创作与设计,出版了多版“阿狸”,包括桃子、影子、大熊、米卡、阿狸爸爸、阿狸妈妈等形象的绘本、漫画、及剧本,一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对“阿狸”及“桃子”等系列形象的开列产品进行推广。截止日前,原告已与搜狐、腾讯、新浪微博等十多家媒介合作进行营销推广,同时以授权的方式,在全国各地生产包括毛绒公仔、搪胶产品、服装服饰、家居用品等大量的产品,并通过实体店及淘宝网、当当网、卓越网、京东商城等网络销售。另外,原告对“阿狸”等形象资源进行深层次挖掘,自主研发动画片,授权开发多款网络游戏,供客户欣赏使用,将“阿狸”等卡通造型以多类全新的形象呈现给社会大众。
原告对“阿狸”及“桃子”等形象具有完全的知识产权,2007年2月7日,2012年4月5日,原告在国家版权局分别对“阿狸”多种表情系列形象进行著作权登记,并于2011年12月27日对“桃子”系列形象进行著作权登记,以加强对“阿狸和“桃子”形象的知识产权保护。
多年的不断努力,使得“阿狸”及“桃子”等形象品牌在相关公众和同行业中享有较高知名度和美誉度,先后获得文化部颁发的“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首届动漫奖”最佳形象奖、“2011国家动漫精品工程”动漫形象、2012年度亚洲授权业大奖“亚洲最佳新晋授权品牌”等多项殊荣,2012、2013年连续两年入围年度国际授权业大奖“年度最佳形象奖”,成为文化部重点保护和扶持的动漫产业。
被告在未经原告许可授权的情况下,擅自销售涉案侵权产品,其行为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请求:1、判令被告在“阿狸儿童启蒙电话机”产品上停止使用原告动漫形象“阿狸新版”美术作品著作权;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人民币4.8万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
被告杜咏镁答辩称:一、被控侵权产品与原告产品在肚子颜色、眼睛形状上均存在区别,两者并不相同,被告不构成侵权。二、被告销售的产品是由汕头市澄海区超炫之星玩具厂生产的合法产品,被告具有合法的进货来源,不存在侵权。
经审理查明:2006年8月6日,徐瀚创作并发表了美术作品动漫形象“阿狸新版”。2011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授予原告报送的“阿狸”形象入围最佳动漫形象奖。2012年4月5日,北京版权局根据原告申请,将该美术作品的著作权登记于原告名下,《作品登记证》号京作登字-2012-F-00094673号。2012年7月,中国动画学会、深圳动漫节级委会授予原告创作的“阿狸”形象以“中国十大卡通形象奖”。
被告系个体工商户,临沂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果超市业主。2014年4月13日,山东省聊城市鲁西公证处应聊城市东昌府区维盟知识产权代理服务有限公司的申请,指派公证人员与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桂冉冉一起,来到山东省临沂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重沟街道办事处327国道金果超市朝阳店,桂冉冉以普通消费者的名义购买了“阿狸彩色卡纸”一个(价款2元),“毛绒玩具”一个(价款9.9元),“暧手宝”一个(价款8.5元),儿童启蒙电话机一个(价款28元),(以下简称“被诉侵权复制品”)取得加盖“金果超市重沟店”印章的通用定额发票(号码009××××4470)、银联POS签购单、购物小票各一张。并对所购物品及票据、超市店面进行拍照。公证人员对于购买的拍照过程进行现场监督,并封存了所购物品及票据复印件。2014年4月28日,该公证处制作并出具了(2014)聊鲁西证经字第289号公证书。原告支出公证费800元。
2014年10月10日,原告向本院起诉。
庭审中,被告提供了汕头市澄海区超炫之星玩具厂的营业执照、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证书、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其中生产商名称和经营场所与封存物品外包装标注的生产商名称和场所相同。另外,被告还提供了与“被诉侵权复制品”相同的“儿童启蒙电话机”一只和《临沂良正玩具商行商品出库单》电脑打印件三页,其中出库单第二页注明该商行于2013年9月26日向重沟金果超市发货“0768-009阿狸益智电话机”5只,单价每只11元。
经当庭比对,原告登记美术作品“阿狸新版”动漫形象的原型为一只红色小狐狸,整体颜色为红色,四肢为红色,耳部、面部为肉色。穿有白色小马裤,头部明显大于身体。两个耳朵均程三角形并向上伸展。眉毛呈细弧形线状弓背向上,圆眼睛下面有三斜横线,鼻子是椭圆形,嘴呈细弧形线状弓背向下。眉、眼、鼻子为黑色。原告提供的《阿狸产品手册》中抱抱狸公仔图形眼睛为圆角方形,眉毛弧形较轻状弓背向下,嘴呈笑口吐舌状,其他部分与登记“阿狸新版”动漫形象正面图相同。
原告当庭提交的“被诉侵权复制品”,头部的整体形象与美术作品“阿狸新版”及青岛澳捷尔工艺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阿狸”毛绒玩具头部形象近似,包装盒左上方亦印有“阿狸”头像及汉字“阿狸”字样。外包装注明厂名:汕头市澄海区超炫之星玩具厂。厂址:汕头市澄海区澄华街道西门华泰五路。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以下证据证明,其中原告提供证据:一,京作登字-2012-F-00094673号《作品登记证》;二,聊城市鲁西公证处2014聊鲁西证经字第289号公证书及封存的物品;三,文化部2011年12月27日最佳动漫形象奖入围获奖证书、2012年7月,中国动画学会、深圳动漫节级委会“中国十大卡通形象奖”荣誉证书;四,聊城市鲁西公证处出具的公证费发票;五,“动漫形象阿狸新版”及京作登字01-2011-F-00094673号《作品登记证》彩印件;六,原告产品手册封皮及第30页彩印页和青岛澳捷尔工艺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阿狸”毛绒玩具实物。被告提供的证据:一、汕头市澄海区超炫玩具之星石厂的营业执照、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证书、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二、被告还提供了“儿童启蒙电话机”以上证据均经当庭质证,本院予以采纳并记录在卷。
本院认为:原告提供了北京版权局2012年4月5日京作登字-2012-F-00094673号《作品登记证》,能够证明其享有该登记“动漫形象阿狸新版”美术作品著作权。原告有权自己或者许可他人对依据该动漫形象进行再创作,并对再创作产生的平面、立体及动漫等衍生作品享有相应的著作权,有权自行或者许可他人将由其享有著作权的平面、立体及动漫作品及相关形象用于商业目的开发和使用,以取得相应报酬或其他经济利益。原告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经当庭比对,公证封存的“被诉侵权复制品”与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动漫形象阿狸新版”美术作品及衍生作品“抱抱狸公仔图形”相似,并在外包装上使用了“阿狸”头像并注明汉字“阿狸”字样,显然“被诉侵权复制品”的生产者系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平面图形复制为立体形象,用于“被诉侵权复制品”的生产、销售,侵犯了原告享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六项及第二款、第三款(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五)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多份的权利:(六)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前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著作权人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本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规定的权利。
根据聊城市鲁西公证处2014聊鲁西证经字第289号公证书,以及被告提供的其正在销售的“儿童启蒙电话机”,能够证明公证封存的及公证封存的“被诉侵权复制品”系由被告销售。对于销售侵权复制品的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复制品的发行者或者电影作品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复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证明其发行、出租的复制品有合法来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被告在庭审中提供了汕头市澄海区超炫之星玩具厂的营业执照、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证书、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主张“被诉侵权复制品”系汕头市澄海区超炫之星玩具厂生产,但被告及“汕头市澄海区超炫之星玩具厂”没有证据证明“被诉侵权复制品”系根据著作权人的授权许可生产,故能够认定本案“被诉侵权复制品”系侵权复制品。关于被告主张的的合法来源,被告提供的《临沂良正玩具商行商品出库单》系电脑打印件,虽然注明了营业地址、经办人联系电话和银行帐号等信息,但单据本身没有签字或加盖公章者,被告也没有提供临沂良正玩具商行的工商登记信息。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销售侵权复制品的合法来源,应当依据著作权法相应规定承担法律责任。原告有权请求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关于原告请求的赔偿数额。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因侵权造成的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二款,第二十六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据此,本院综合以上法律规定和本案涉及的以下因素:一、侵权复制品并非被告生产,将原告享有著作权“阿狸”头像复制为立体形像用于侵权复制品生产的主体为生产商,侵犯著作权行为带来的非法收益主要由生产商获得。二、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生产或者许可生产与侵权复制品相同或者近似的产品,故原告的实际损失与被告销售侵权复制品的利润关联度不高。三、相关公众不会因产品外观对产品来源产生误认,作为销售商的被告,其收益取决于货物购进与销售价格的差额,产品是否为侵权复制品对于被告的利润率影响不大。二、由于法律规定的著作权自愿登记原则和著作权登记的非统一性带来的公示性不高,相关公众对商品流通环节涉及的侵权复制品,缺乏相应的鉴别条件,且法律对于销售者的注意义务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酌情确定本案的赔偿数额为10000元。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六项及第二款、第三款,第五十三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二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杜咏镁立即停止销售根据原告北京梦之城文化有限公司美术作品“阿狸新版”动漫形象生产的“儿童启蒙电话机”;
二、被告杜咏镁赔偿原告北京梦之城文化有限公司经济损失10000元;
三、驳回原告北京梦之城文化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以上给付款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如不按本判决所确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00元,由被告杜咏镁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宜廷
审 判 员  范宗芳
人民陪审员  徐亚莉
二〇一五年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周 萍

专利登记薄副本

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专利权时建立专利登记簿。授予专利权时,专利登记簿与专利证书上记载的内容一致,在法律上具有同等效力;专利权授予之后,专利的法律状态的变更仅在专利登记簿上记载,由此导致专利登记簿与专利证书上记载的内容不一致的,以专利登记簿上记载的法律状态为准。
专利证复印件不能说明专利的真实权属状况,专利登记簿副本才可以,但在实务操作,法院一般不会要求权利人(原告)提交专利登记簿副本

徐小明诉何霞新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案

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调解书
(2011 ) 江中法知初第 100 号

原告: 徐小明,男,汉族,1969 年12 月29 日出生,身份证登记住址: 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朱家站三村 406 号,现住广东省鹤山市址山镇三合开发区。
委托代理人: 胡群林,男,系江门五邑商标事务所职员,住址: 湖北省安陆市府城办事处碧陨路 228 号。
委托代理人: 温和,男,系江门五邑商标事务所职员,住址: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天河西路33座 1 号 502。
被告: 何霞新,系广东省鹤山市址山镇嘉雨卫浴五金厂业主,经营场所: 广东省鹤山市址山镇三合开发区。
原告徐小明诉被告何霞新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1 年 10 月 21 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徐小明与被告何霞新自愿达成如下和解协议:
一、何霞新承诺立即停止侵犯徐小明外观设计专利权的行为,停止制造、销售专利侵权产品并销毁生产模具,撤销网站上的侵权产品页面;
二、何霞新在和解协议签订后三日内向徐小明支付30000元赔偿金;
三、徐小明承诺不再主张本案中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双方当事人同意由本院按照上述和解协议制作民事调解书。
本院经审查,上述和解协议符合自愿、合法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诉讼费用缴纳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本案案件受理费 2700 元减半收取 1350 元,财产保全费 1120 元,合计 2470 元由原告徐小明负担。原告徐小明已经向本院预交案件受理费 2700 元,本院应退回 1350 元给原告徐小明。

审判长 吴拥军
审判员 甄锦源
审判员 李秀德
二0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记员 黄巧明